1964年，法国为何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响，被称为“外交核爆炸”。那么，法国为何能成为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呢？
上图_ 法国解放后戴高乐回到巴黎
第一，法国在1950年代后期外交政策的转向。
二战后期，法军在盟军的帮助下解放了国土。法国成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权。到了1958年后，法国又成立了第五共和国政权。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针对中国的外交认识是有很大不同的。
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奉行亲美外交政策，其具体做法包括：派出法军到朝鲜战场参战，派出法军介入越南抗法救国战争。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法国经常把中国和苏联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即便中国想在中法关系上取得突破，法国方面迫于美国的压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上图_ 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但到了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外交出现了重大转变。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支持在欧洲建立以法国为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反对美国霸权和北约军事组织。支持非殖民化运动，奉行相对积极的第三世界政策。
在中国问题方面，戴高乐认为，决定国家外交走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戴高乐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国际力量，法国的一些外交政策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法国希望通过中国的力量制约美国，期待越南战争问题能得到较好地解决。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中国的重视，给中法两国1964年建交奠定了基础。
上图_ 越南战争 旧照
第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50年代后期是一个多事之秋。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这使得中国同时面对美苏两国超级大国的压力，为了能在对外交往中找到更多的朋友，中国把外交突破点转移到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在欧洲有绝对的影响力，一旦中法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这对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交往是非常有帮助的。中法建交相当于中国在欧洲大国外交方面用钥匙打开了一扇大门。
上图_ 1963年10月至11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第三，中法两国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共同观点看法和做法，成为了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的直接原因。
1.中法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
这一点可以从1963年，周总理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这里找到答案。
1963年年底，周总理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和法国前总理富尔做了交谈。周总理表示，莫斯科三国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没有签字，中国也反对。周总理还特意强调，中国和法国都愿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愿意被外来事物所干涉。“我们（中法）都愿意维护世界和平，不愿意少数几个大国垄断事务。”“只有世界上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维护真正的和平。”
周总理的讲话内容说出了中法两国在反对大国侵略干预，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某些共同点。
上图_ 埃德加·富尔，法国政治家
在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2个超级大国展开全方面的争夺，美苏都以全球领导者而自居，希望其他国家在外交内政上和自己完全靠拢，以利于自己在全球的霸权行动。而美苏的这种举动必然激起了很多维护独立自主外交，反对他国干预的国家的强烈反对。比如，法国就在欧洲积极地反对美国的干预。而中国则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就连东欧原属于苏联阵营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
虽然中国和法国在反对苏美霸权方面的动机可能有某些不同，但他们的重要共同点都是反对美苏超级大国的干预，坚持各国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尤其反对美苏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是中法建交的不可忽视的基本因素。
上图_ 原本在苏联阵营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2.中法两国都谋求希望自己能成为有分量的大国，追求自己的话语权。
法国在二战后成为二流大国，很多事情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但戴高乐却并不认为法国是二流大国，戴高乐希望法国能成为一流国家，在全世界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法国坚决反对美国的干预和驻军，迫使驻法美军撤出法国本土。法国实现了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独立生产，坚决制约美国的霸权。在对苏联外交上，法国以国家利益至上，奉行对苏“缓和、谅解和合作”平等对话外交。而和中国的建交能帮助法国更好地处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事务，随着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唯一一个和中美苏三大国同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
上图_ 中国重返联合国决议全文 （英文版）
而中国和法国的建交，有利于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承认，打破美国和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对中国的封锁。而中法建交就为欧洲国家和我国建交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到了1970年，中国和意大利、加拿大2个西方大国建交。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迎来了新的外交高潮。英国、比利时、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一批第三世界国家陆续中国建交，中国的朋友遍布全世界。
正因为中国和法国都希望自己在冷战这个特殊的国际博弈环境中成为有话语权，有分量的大国，中国和法国就逐渐走到一起，两国之间在外交等方面的互相帮助，能对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寻求话语权起到更大的作用。
上图_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
3.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以及互相对对方的认可。
法国总统戴高乐非常赞赏中国，戴高乐称赞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未来一定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国。戴高乐承认，法国文化并不被中国人讨厌。
而中国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中法关系，毛主席称赞戴高乐的独立外交为“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中法的建交谈判。富尔作为戴高乐的特使多次访华，和中国领导人做了友好的商谈。两国领导人的智慧让中法的建交谈判解决了一系列分歧，直至促成1964年1月的中法建交。
上图_ 让-雅克·卢梭（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第四，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和法国文化交往时间较长，法国的作家和思想家——巴尔扎克、雨果、卢梭等人被中国人民所熟知，法国通过中国的诸子百家、四大发明了解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而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让在黑暗中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深受启发。而中国的多名领导人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再加上戴高乐本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可，文化交流已经在中法人民心中架起了两国交往的友谊桥梁。
作者：孙毅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中法建交背景及原因浅析》 李军、周小军、华岚、唐小玲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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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法国为什么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1964年1月27日，一场外交界的“核爆炸”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轰动法国西方大国，竟然选择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握手的西方大国。在那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这一决定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为什么戴高乐的法国会选择在那个时刻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回到二战后的欧洲，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法国在盟军的支持下重获自由，随即成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这个政权在外交上显得有些软弱，依赖美国，甚至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法国都是跟随美国的步伐，对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保留态度。直到1958年，情况有了转折戴高乐回归政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外交政策愈发独立，开始尝试摆脱美国的过度影响。
戴高乐上台后，他的政策有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二是对非殖民化运动的支持。具体到对中国的态度，戴高乐看重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他认识到，在亚洲，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中国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中国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展现了其国际影响力，这让戴高乐认识到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对于新中国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可谓是风云变幻。中苏关系的恶化让中国面临着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急需在国际上寻找新的盟友，而欧洲无疑是其外交突破点的最佳选择。法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需求不谋而合。
就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会晤，为两国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双方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周总理的一番话，表达了中法两国在反对大国干预、维护独立自主外交方面的共同立场。
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为中法建交提供了条件。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使得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开始寻求更多的独立空间。法国在欧洲的政治环境中，显然也不例外。戴高乐政府推动的“欧洲第三力量”战略，试图在美苏之间寻找一条独立自主的路线，而中国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决策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突破，更是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开始。法国的独立品牌在中国市场逐渐打开局面，中国的文化和产品也开始走向世界。可以说，这是一场双赢的外交革新。
这一切的背后，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戴高乐的决策充满了政治智慧。他意识到，在冷战格局下，欧洲的安全与独立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通过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仅可以在亚洲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在国际上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这次外交行动，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其影响深远。它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也为中国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随后，更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场外交突破也展示了中国外交的成熟与精明。从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总是能够准确把握时机，利用国际政治的变化，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通过回顾1964年中法建交的历史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两国外交关系的转折点，更是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笔。戴高乐与新中国的握手，不仅改变了中法两国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外交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是深刻理解彼此国家利益、文化和历史的艺术。这场历史的大剧，至今仍在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它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